本篇又为《嘉靖以来首辅传笺注.卷三.夏言.翟銮附(上)》《嘉靖以来首辅传笺注.卷三.夏言.翟銮附(下)》笺注手记。
本卷注释中的夏言奏疏,参考自《夏桂州先生文集》(四库本,收录自明崇祯吴一璘刻本)与《南宫奏稿》(四库本,收录自编修励守谦藏本)。
《南宫奏稿》为夏言自己整理,将礼部尚书任期的一些奏疏,及与嘉靖的对话皆记录下来。但并未全部收录,盖有其私心。《文集》是从夏言学生后人的角度编纂,因此言语中极力维护,倒和对夏言并无好感的王世贞相映成趣。
夏言的政治生涯华彩段集中在嘉靖朝前期,具体一点说,集中在漫长的“大礼议”事件前后。因此谈及的细节异常繁琐。明世宗年少以藩王入绍,挑动大礼议,动辄几百字批复,下场和群臣辩经,辩的还是那一堆饱学鸿儒所治的礼乐祭祀,倒也是精力异于常人。如人所知,嘉靖朝大礼议事件的根本原因,不在于谁进太庙、谁配享天地,而是君臣斗法。文臣想挣扎,也想控制君父,也就是左右政治,到最后都被嘉靖拿捏。在这个刀笔作剑的过程中,嘉靖需要一个敢为他当马前卒的人,作为他默许的代言人去和诸公辩经。夏言不是《礼》出身,他治的是《诗》,而应运出,在嘉靖的偏心之下屡屡获胜。
冒滥官属案,此处叙述有一个有些好玩的点。《首辅传》记载免了三千二百人,《明史》也是同一个数字,但在《实录》中,这个数字是三千一百九十九人。不知道是不是写的时候嫌废墨,竟然四舍五入了。
《首辅传》与《明史》都记载夏言因提出革除正德弊政而被赏识,因为压制豪强而获得好名声。这句话对了一部分,革除弊政和压制豪强本质是同一件事,是在当时条件下很不错的政策,或者说整风运动。他的方案帮助了嘉靖治理国家,又解决了青羊山匪患,所获得的嘉奖,在日常行政过程中是完全正常的。况且先前厘清冒滥官属是奉诏行事。
南北郊之议,夏言真正意义上的幸进,源于在大礼议这个“非常事件”中的作为。所以四库编辑在为他的奏疏编写摘要的时候,有一句:“言以《论南北郊分祀》受知世宗,遂被擢用。”这句话不是摘取史实叙述之,而是一个结论(大概是纪昀写的),并且我认同这个结论,即夏言是从这一刻起,正式走到了嘉靖朝政治舞台的中心区域。
后来在第一次驱逐夏言的时候,嘉靖也说他“自小官因孚敬议郊礼进,乃每每怠肆不恭”。《实录》记载在张孚敬(张璁)与夏言争宠的时候,嘉靖有安抚张璁之语:
“卿竭诚尽忠以辅国家,夏言偶以郊礼议合正论,及勘山西事情多所陈奏,故朕因其辞职特赐谕。其才不止为佥都御史耳。昨日论卿等末云云,夫言,言官也,职在论列,岂可又怀疑忌?其情伪朕皆具知,故朕昨谕卿云,若我君臣生疑,各自深辩,是动中人之计也。至于报复大礼之恨,亦任彼为,明则天下后世自有公议,幽则鬼神察之。朕与卿等当益思勉,修职业以副皇天所命,不必介意。”
此后嘉靖和夏言每一次产生矛盾,嘉靖都要说上一句赞议郊典故事。不难猜出,在嘉靖眼里,夏言的一切都是自己给的。不管他有什么私心,或者公心,都不重要——自我予之,自我夺之。后有三逐三还、弃市西门。
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评:“至嘉靖间,夏言以少詹事与张孚敬互讦,下狱赦出,未几拜相,后三逐三召还,再下狱即死西市,本朝二百余年,宰相蒙殊眷又罹极法者,惟夏一人而已。”
《明史》论:“去谏官未浃岁拜六卿,前此未有也。”是为殊遇。所谓君父管教臣子,是放任自流更偏心,还是严苛要求更偏心?这是特别难说的,尤其是当代人回看封建社会,总觉得特别一言难尽。但嘉靖大概真的是偏心夏言的,或者说夏言之所以能当一个特殊存在,就是因为他符合的嘉靖的期许——一旦不再符合君父的期许,也就将弃之如敝履。
夏言和张璁斗,张璁可以指使自己人弹劾夏言,可以结党而不受明面上的指责。虽然张璁最后还是输给夏言,被免职,可这个结局比起夏言好上何止百倍。况且张璁指使彭泽建议嘉靖立宗室子弟为皇储,这件事的性质应该极其过分,难为他怎么敢用这种手段。夏言不能这么做,他选择了,也只能选择公开去自己和对方拼(露章论孚敬与吏部尚书方献夫有所好恶,彭泽奸邪不当骤迁)。嘉靖也会特殊对待,会安慰他、勉励他,但夏言作为站嘉靖队的臣子,是绝不可以结党的。祈天求嗣事件中,夏言只是稍微替人说了两句好话,救了几个同僚,就已经惹嘉靖非常不快了。因为嘉靖对几人奏疏不爽,要求夏言去替自己骂人,但夏言却没用百依百顺,而对喻希礼、石金加以回护。
文中有“言位列大臣,朕所简拔。专务徇私,不图报主。先已戒其党护,奏上,参劾肆怠不恭。”一句,在《实录》记载为:“言等位列大臣,朕所简拔,专务徇私,不图报主,先已戒其党奉旨参劾,又肆忽不公,具以状对。”夏言在整理《南宫奏稿》的时候,把嘉靖的每一句回复都附在奏疏之后,唯独这一句没有加,不知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,还是心为之伤。《实录》记载虽多,也不能事无靡遗,却把偏偏这一句,以及其他事件的一些关键要点,记得声情并茂,可能是故意的。《世宗实录》总裁为张居正、吕调阳、张四维。
同理,在火烧行帐事件中,嘉靖对几人犯的错并不指责,而指责他没单独上疏。(与二臣合辞请罪,上俱弗问,而独责言当特疏,而今者不特疏,为属不敬。)他赐给夏言银章,特许以封章上奏,也就代表了夏言要单独和嘉靖产生交流,而非泯然众人。有时候事实重要,有时候则态度更重要,是为嘉靖对待夏言特殊,也要求他做到特殊。
王世贞在写夏言还有一点很有趣。“言,楚士也,恨孚敬不已荐,而右彭泽,衔之切骨。”怎么真就惟楚有材……他又写:“言眉目疎朗,美须髯,大音声,不操楚语。上故己材言,至进讲,愈目属之。”在明朝说话不带口音也是一种优势,甚至可以说他不说楚语,是他能登堂入室的决定性原因。这一点《夏桂洲先生文集》写得更清楚一些:
“(弘治十一年)二月十八日,象峯公選授嚴州府推官,先生隨任從學。先生語音明亮,聲如振玉,自幼居外,不諳方言,燕居偶習土音,象峯公一見責之,曰:‘先輩經筵多苦於方言不能辯於倉卒應對間,汝音吐明正,他日正好做給事中,奏事、講官、講書人演習尚不能到,汝豈可輒自改?宜戒之、識之。’後先生果歷任是官,每奏事進講,主上必温顏注聽,因頌公義方之教,隨事訓養,益感嘆其先見之明也。”
在夏言的晋升过程中,计功劳简直算得上无所不用其极,稍有借口就可以升官加爵。史载“上柱国”这个名号是他自己拟的,而非嘉靖的想法,大概他真的很为受宠而自得。也有可能是的确嘉靖的想法,不过他不喜欢明着来。
三逐三还第一场的切入点也很奇妙。从迟到开始,反复把银章、手札推来推去,最后以“勿负朕心”结尾。而相关奏疏及批复并未见详细,唯《实录》有略略记载。
嘉靖初对夏言发火时说:
“言自微官,朕命张孚敬示令建赞郊礼之议,遂不次进官。其所倚任皆朝廷恩眷,自当益励公勤,尽忠事主,乃每每怠慢不恭,昨所选拟宫僚多不称用,密疏既不遵式,却借封皮以便私情。既不遵奉,原赐印记并历年谕帖,可即进缴。”
在第一次复官后,夏言自称孤臣又惹嘉靖不悦,几番拉扯后又乞骸骨,《实录》记载:
“(嘉靖十九年九月)辛卯,大学士夏言再求退,其略言:臣赋性愚戆,唯知以国法臣节自守,以朝廷纪纲体统是尊。如有是非而不知有利害,是以立朝以来,触忤权势,几陷辱。遭谗被谤时,复喧哗向非。仰赖皇上至圣至明,察臣无他,委曲庇护,久不知死。所敢望今日哉?夫位高则怨尤易集,官久则过失日多,咎积而不悟则谤日闻,身危而不避则祸将大。今臣年近六旬,精力衰谢,宗支零落,孑然一身,不能朝夕自存。凡世人所利者,臣复何心恋慕?伏望皇上察臣之不职,悯臣之孤危,特赐罢归,俾之少延残息。”
从其有限几句来看,他不年轻了,以前请辞是默契的把戏,这回该有几分真心。嘉靖却一贯觉得理所当然,先是制衡,然后又换了新的白手套,更身段柔和,更体贴上意。夏言依稀还有三分血性,严嵩完全是任之揉圆捏扁。同时也意味着嘉靖的需求在变化,他励精图治的青少年时代渐渐过去了。但依然不许夏言主动离开:“若既蕴忠谋,何自爱而欲去朕耶?”是我抛弃了你,不能是你抛弃了我。
写夏言就不得不写到他的青词。一开始写青词亲历亲为,后来慢慢不上心,加之不愿意戴青叶冠等事迹,似乎夏言对玄学道学并不感冒,之前哄嘉靖开心而已。正好此时出现了比夏言更有耐心能哄嘉靖,也更会表现的严嵩。其实想比单方面写给天子的青词,嘉靖的赐诗,和让夏言唱和的诗,更能看出他的特殊待遇。《文集》收录过许多他收到赏赐之后的谢表与谢诗,也确实恳切,如《赐诗志感》:
侍臣词翰总豪雄,扈从金舆出汉宫。御笔临轩流圣藻,不烦雕琢自天工。
夏言和嘉靖的第二次拉扯,著史书者皆云,是郭勋案让嘉靖耿耿于怀,而嘉靖偏要说此等诛心之语:“夏言以臣欺凌君上,作威作福,不下郭勋之罪。但卿五六人,累年供事内苑,赞诚左右,独因此切轸朕心,故特免死。”
《实录》记下了先前的恳求:
“臣积罪稔戾,上干宸怒,无地自容。旬日闭门,席槁待罪。乃今月十六日,伏蒙皇上特降口宣,召臣入拜皇考讳辰御几,仍直候内苑,恭俟礼成。臣仰戴圣慈通天之罪,曲垂宽赦,感激天恩,叩头流血。非臣虀糜所能论报也。但臣辅导无状,久玷揆席,加以衰年无子,忧患伤心,百病交侵,四肢骨立。伏望皇上悯臣衰残,哀臣孤苦,放归田里,苟延馀龄。则生当殒首,死当结草。”
二次免职风波之后,夏言的形式可谓急转直下,不复往日繁华。再次启复,本就君臣离心,夏言却行事犹甚。这回他想对陆炳下手,这是嘉靖朝最不能得罪的臣子,自此夏言已经踏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再后来是复套之议。(关于夏言为何死的一个细节猜测)
夏言听说曾铣定罪,自觉难逃一死,犹然上疏哀告,是谓人之将死,敢不尽言?《实录》载:
“臣之罪,衅起自雠家,恐一旦卒然死于斧钺之下,不复能自明。今幸一见天日,沥血上前,即死不恨往者。曾铣倡议复套,咸宁侯仇鸾未尝执奏,以为非既而上意,欲罢兵敕,谕未行而鸾已至。此明系在京大臣伪撰,藉鸾口以陷臣中间捃摭。臣妾父苏纲与铣交关往来状,皆重文巧诋,茫无证据。今天威在上,雠口在旁,臣不自言,谁复为臣言者?”
最后落得史书上一句“竟坐弃市”。